查理·芒格撰写本文的背景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当时房地产市场引发的剧震还在继续。芒格用他一贯的多学科思维去思考自由市场经济生态体系，包括社会矛盾的解决思路，其观察问题的角度和逻辑令人启发。当然，我们同时也会意识到，繁荣与萧条，各种复杂因素的共振导致的难熬阶段，存在于不同地区和时代，但终究是周期的一部分。这篇短文于2009年2月11日发表于华盛顿邮报，感谢公众号“投脑煎蛋”的翻译，转载分享给大家。我们的处境是可怕的。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中，温和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造成我们当下痛楚的剧烈的繁荣萧条周期是危险的，并且我们应该防止（如此剧烈的周期）再度发生。整个国家的信心非常低迷，这可以理解——（我们）深陷财政刺激和提振银行实力的问题，而财政刺激是需要的。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选择现在忍受更多的痛苦以获得更美好的未来？例如，我们是否应该制定新的管控措施来消除很多罪恶和愚蠢的行为，进而抑制未来的繁荣？答案是肯定的。明智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巨大的痛苦，但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和更规范的行为，忍受这种痛苦是值得的。只有当公众强烈反感时，就像现在的情况这样，立法者才能将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降至最低、有足够的能力对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导致我们的繁荣越过界限、进而引起激烈的萧条的众多因素我们是知晓的。它们包括：对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商业道德和信用审查的监管不足；投资银行的不当行为；极度放大的财务杠杆，政府信用的直接或间接使用也为此提供了便利；还有消费信贷的过度激进（投机），当中还包含了欺诈行为。不健康的会计行为非常普遍。这其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过度激进的高杠杆投机活动。也许，房地产投机（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最严重的的杀伤。但新型的、包含企业债券的衍生品合约赢得到了大奖（即，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完全不相关的交易主体（在这些衍生品合约上）下注了数万亿美元，这个系统创造了两样东西：1）类似1920年代“对赌行”的赌博设施，其中赌博类客户可以押注证券价格而非赛马、几乎没有人会持有任何证券。（投脑煎蛋：芒格推荐的爱德华·索普的《战胜一切市场的人》以及埃德温·勒菲弗的《股票大作手回忆录》中都对“对赌行”有详细的解释，投资者在对赌行中买入或做空股票实际是在与对赌行对赌而非真正买入了股票。）2）一大部分的交易实体非常希望某些特定公司破产。荷官（即指签发这些合约的投行）推动了这个系统的运行，本应该对此有更深刻了解的学术界人士还对此推波助澜。不幸的是，他们让监管者相信，金融系统的从业者能够利用新的投机机会，且不会造成弊大于利的情况。由于这些活动潜在的巨大利润，改革的重要反对派不外乎是那些传统的、有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但许多学术界人士也会抵制（注：芒格是说，学术界仍没有认清问题的本质，仍奉行自由市场主义、反对政府改革）。重要的事，改革计划应该将商业道德和会计与传统的经济理念结合在一起。很多经济学家反对这种结合理念，并因此感到自豪。但（实际上），这些经济学家所思考的问题本身就与他们不想思考的问题有着千丝万缕本质上的联系。（注：意为，经济学家习惯思考的经济问题与他们不喜欢考虑的道德和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那些抵制以更宽广的视野思考问题的人，就像将圆周率从3.14还要四舍五入到3以简化自己计算的工程师一样。结果只会是过分理想主义下的无知，（这样的思考方式）无法理解很多重要的事情。此外，要在当前形势下保持理性需要更多的经济学思维。（对于监管改革的）公开讨论不仅应该包括个人道德和会计问题，还应该包括特别是税收方面的公共道德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巨额的贸易和财政赤字，并且出于自身利益，美元是深陷困境、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储备货币。这个世界现在正面临着越来越多国家拥有核武器所带来的的新风险。因此，美国现在可能承担着与二战之后类似的责任，在二战之后的危机中，（美国）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马歇尔计划，并且推动重建的被战争摧毁的欧洲。当时这一共识以时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道德责任理念为基础，辅以审慎的考量。而在当下为了履行这种责任，（政策制定者应该）会要求至少增加一些传统税收或者新征一些消费税。只有这么做，（民众）才能得到必需的、令人振奋的经济信息：“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履行道德责任），”（进而还）得到一个推论：“而且不会让我们的钱贬值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首先，我们（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双赤字的状态下运行是依靠从并非无限的信任储备中提取资金（即，依靠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发售美债）；其次，除非伴随着一些新增的税收，推论的信息（控制通胀）不会被大众相信。此外，当下在一些领域增加税收可能很容易得到两党的共识。两党现在当然都愿意对对冲基金经理的“收益分成”部分征税，这部分收入在之前则被认为是像开出租车一样是有建设性的收入。最近关于两党合作已经有很多讨论和文章，两党合作的成功可能会在此提供巨大的优势。事实上，显而易见地，如果（改革的）立法是以两党合作的方式通过、而非由于两党互相敌对，那么遏制过度行为和改善金融体系安全监管的解决方案可以减少而不是增加国家的痛苦。在这么多的期待落空之后，公众需要重振信心。而获得他人信任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值得被他人信任，就像马歇尔在帮助通过一些史上最好的法规时所做的那样。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制定涵盖众多内容的一整套法规将会是很困难的。当他们在未来几周并肩合作时，官员们应该借鉴帮助建立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先例：1787 年制宪会议的审议规则在卓有成效的妥协中创造了奇迹，并最终诞生了美国宪法。在今天的立法者中，没有马歇尔这样被所有人信赖的人物，也许我们国父们（的理念，即妥协精神）能再一次为我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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